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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碰撞中的西什库教堂

作者:admin 发布时间:2021-05-07

  近日,北京最古老的天主教堂修缮工程竣工,这座几经炮火的古老建筑恢复了1887年时的旧貌。位于北京西安门的这座老教堂历经百年风雨,见证了无数教徒的喜怒哀乐,目睹了清代天主教在中国的盛衰,更与诸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,它就是被天主教徒们称为北堂的北京西什库教堂。

  西什库教堂所在的北京西安门内,是明代宫苑的仓库所在地,如今教堂的主体为一座三层哥特式建筑,顶端共由11座尖塔构成,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,高16.5米,钟楼尖端高31.4米,鸟瞰大堂建筑呈一个巨大的十字形,教堂拱券门上方镶嵌的一块碑刻:“光绪十三年 敕建天主堂”。然而查阅史书可以发现,这座皇家敕建天主堂,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清康熙年间。

  清代统治者从多尔衮开始,身边便出现一类特殊的人群,他们拥有西方人的外表,精通现代科学,却身穿朝服,穿梭于皇宫大内,为皇家事务献计献策,甚至参与大清的外交和传位大计。作为顺治帝的老师,法国传教士汤若望更是顺治口中的“玛法”(满语意为“老爷爷”),清代早期不少西方传教士接踵入华,遍布各省传教建堂,成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一个黄金时期。

  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,康熙帝任命传教士张诚和徐日升为议员,随同索额图参与中俄《尼布楚条约》的谈判。条约以拉丁文为正式文本,在谈判中,两位传教士“竭尽绵薄”,康熙对其大加褒奖:“合约得以缔结,实赖尔等之才智与努力”。康熙还用西洋文写下“西洋人心最实,皆因学问有根也”的字句,以示对传教士的肯定。

  康熙三十一年(1692年),康熙下发了闻名西方的《一六九二年康熙皇帝保教令》:“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,数万里航海而来。劳绩甚多。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保留,不必禁止。俟命下之日,通行直隶各省”。

  此后不久,康熙久病,宫中太医束手无策,法国传教士洪若翰、刘应贡献西药“金鸡纳霜”(奎宁)治愈了康熙帝的疟疾。皇帝大悦,下旨把皇城内的一处住宅赐给他们作为赏赐。次年,康熙帝又把住宅附近的空地,也就是在西安门内蚕池口,作为修建教堂的地基赐予法国神父,这里建成了最早的“北堂”,名为救世堂,即为西什库教堂的前身。这也是中国第一座皇家承认的天主教堂。1703年,救世堂扩建成大堂,御赐“万有真源”等匾额。

  据统计,至康熙末年,以法国耶稣会教士为主的在华传教士,已经使近3000名中国人皈依了天主教。这时的传教士在书信中,曾乐观地认为康熙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,中华帝国人民皈依天主指日可待,沙勿略、利玛窦等人所期待的“东方君士坦丁大帝”即将出现在“中央帝国”。整个欧洲也期待着康熙把中国变成最大的基督教国家。

  康熙帝和天主教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多久。自明朝末年罗马教会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以来,在传教方式上,传教士内部一直存在争论。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引用儒家经典中关于天、上帝的概念,论证天主教之上神的存在,并顺应尊孔、祭祖等传统礼仪与社会习俗进行传教,解决了天主教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,获得了显著成效,这一主张却未能取得另一部分传教士的认同。

  就在北堂建成的当年,福建的法国传教士颜当突然下令,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。这使康熙帝十分恼怒,在天主教徒是否敬孔的问题上,他没有做出任何退让。康熙下发了对天主教传播的诸多限制,并手书“敬天”匾额悬挂于各地教堂。两年后,教皇特使多罗来华处理传教士间有关中国礼仪问题,并传达禁止教徒奉行中国礼仪的命令。

  1706年,康熙下旨:在中国传教的西洋教士必须向内务府领取印票,写明不回欧洲,凡是拒绝的一律驱逐。次年二月,多罗公布致在华传教士公函,不准尊孔、祭祖,不许使用“天”和“上帝”的称谓,违者应受惩罚,令各教堂摘下“敬天”匾额。部分传教士为服从教皇禁令,拒绝领清朝的传教印票而离华,多罗亦被驱逐出境。天主教在中国的道路日行渐窄。

 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道光二十四年(1844年),清政府签订了《中法黄埔条约》,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五口建立教堂。次年二月,在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下,清廷被迫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。自此,被明令禁止了一百多年的天主教恢复生机,自康熙五十九年(1720年)起,清政府对天主教传播的限制政策历百余年,史称“百年禁教”。

  “百年禁教”使散在各地的教士受到驱逐,而在京城南堂、北堂的教士,因有圆明园的工程而暂时受到优待,但其人员的补充仍受到限制。至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,被查封的北堂传教士或被驱逐或寿终人亡,人数日减,教堂无人为继,变成无人的空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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